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