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