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