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