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