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