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