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围。他说：“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