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