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作家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