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