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 “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