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