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