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或者在别的什么事情上，给对方帮一点忙。

    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染指教材的编写。2006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解读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时说：“很多地方的官员，他们自己介入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和发放，教科书已经成为教育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记者调查发现，官员出书印数一般不低，有的甚至达到数万册，这个印数令人羡慕。此类书销路无非两条：一是所辖机构和个人公款购买，二是通过权力资源打入正规发行渠道。从销售量来看，前者往往占有绝对的比例。“我也清楚自己不是写书的料，但同事因出书得到上级的赏识，被纷纷提拔上去，就打算自己也出本书。”记者有一位在南方某市做局长的朋友，在出书后私下告诉记者，“按我现在的条件，要找人写书、出书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有些官员出书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想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书出版，留给社会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但有少数官员出书的目的，也值得我们警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高社会地位。通过出书，官员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其次，捞取政治资本。有些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捞取政治资本。第三，敛财。通过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

    “官员公款出书这种腐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法律风险比较小。”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这种腐败同假作品、假职称、假文凭、假政绩一脉相承，其根源是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

    官员出书隐忧丛生

    据了解，只要官员出书，与其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个人都很“踊跃”，往往不但主动赞助出书，“专著”出版后还大量购买，有些甚至明知道书质量不高，实用价值不大，也会“强烈要求”官员再版加印，但实际把书买回去，不是常年堆在仓库里，就是没开封就直接进废品收购站。

    “这些不是作品的准书籍，是对图书出版的一种污染。”李成言说。

    有关专家认为，官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因此出书不仅是个人声誉，更直接体现了政府的水平和形象。如果官员出的书质量低下，不但官员的真实水平会遭到公众质疑，也会降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有些官员把秘书写的文章窃为己有，甚至雇用‘枪手’捉刀代笔，严重影响到官员的威信。”北京市直属机关的一位公务员表示，“特别是书出版之后，不少官员用自己的权力向下推销，在增加了下属机构的财政负担的同时，也影响了官员和上级机关在下属机构中的形象。”

    记者了解到，官员出书也给一些心术不正之徒提供了献媚的机会。有些苦于找不到升迁机会，而自己也有点文才的人，往往愿意主动为官员捉刀，将“著作”送给官员，以署名权这一非物质“礼品”博得官员青睐。

    “正是因为有的官员喜欢附庸风雅，才会出现‘以文媚官’者。”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些官员不能明理是非，就很容易将‘以文媚官’者当作人才，并在工作中委以重任，破坏正常的用人氛围，造成人事任用上的混乱。”

    近年来官员出书“落马”的典型案例不在少数。2006年4月，成都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举证，从担任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