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建立起科学的官员正常出版渠道，加强监督力度，给社会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财富。

    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中，兴起一股愈演愈烈的“出书热”。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无疑，官员作为社会精英，如果在某方面有一定研究，有独到见解，能把自己在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体会写成书出版，这是给社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记者调查发现，有部分官员通过自己艰辛的劳动，确实为社会奉献了一些好作品。但有些官员出的书却质量低劣，且并非本人所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官员的出书费用也由公款埋单，出版后通过自身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下属单位和个人，把卖书款放入自家腰包。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要解决官员出书中的腐败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官员自律，更要从国家层面，建立起科学的官员正常出版渠道，从而铲除官员借出书之名行腐败之实的温床，把官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

    利益冲动催生官员“出书热”

    2008年8月15日，记者收到一本刚出版的书，作者是一位记者熟识多年的地方官员。“这本书印数两万册，自己已经处理大部分。”该官员在随后给记者的电话中坦言，“这书销售情况不好，想请你帮忙写篇书评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记者仔细翻阅，发现该书为国内一家大型出版社出版，纸张优良，装饰豪华精美，但内容却是一些杂感、游记、工作日记之类的大杂烩，读起来索然无味。

    目前，官员出书成为“时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报道，陕西省不少官员出版了小说、散文和文集。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认为：“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那么，全国到底又有多少官员在“著书立说”呢？记者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数据，但只要在书店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其中不少书的作者兼有官员的特殊身份。有些官员也因“著书立说”获得“学习型”“学者型”官员及“文人官员”“两栖官员”“儒官”的雅称。

    “现在官员出书确实不少，且动不动就是大部头或上、下册，一、二、三卷等。”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类书中，除少数大家熟知的个别官员出的书比较畅销外，大多销售情况并不好，积压非常严重。我们进此类书一般比较慎重。”

    现实中，有些官员整日忙于应酬、公务缠身，为何能“文思泉涌”隔三岔五地出版“著作”呢？据知情人透露，很多官员的作品并非本人所作，“秘书捉刀，领导署名”在官场中早已是人人心知肚明、却都不说破的“潜规则”。

    记者了解到，只要到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有自己的“秘书班子”。有些官员在刊物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几乎全由秘书代劳，为官员“作文”早已成了“秘书班子”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一般来说，单位的研究室、办公室等部门是官员署名文章的主要出处。

    一位曾经在云南省某市给市长做秘书多年的朋友，向记者详解了官员出书的“路线图”——官员如果想出书，便会安排“秘书班子”为自己写署名文章，包括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学习体会之类，在当地报刊上刊登，等文章积累到一定数量，便会有人主动为其整理汇编公款出版。书出版后，版税、稿费等便会有人奉送到官员手中。如果该官员愿意，还可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将书推广到下级手中，以备“学习之需”，书款落入自家腰包。

    据不少人反映，有极个别官员想出书，但又拉不下面子让秘书代劳，就私下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找人代写。对写书的人，官员也不让人家白干活，往往或者给对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