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建房取消了，却没有相应地提高职工工资。我们机关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迫于买房压力，正准备跳槽到工资高的外企。”北京刚参加工作的张先生抱怨道，“叫停集资建房，真正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公务员，那些头头脑脑，哪个没有一套两套房？！”

    “如果真是给困难职工解决住房了，我们也没意见。可这些年，那些握有权力的政府部门人员房子越换越大，房子越占越多，有的一人就有好几套房子。”王华是一名刚进机关工作的大学生，现在与朋友租住在南三环附近，他说，“既然党政机关集资建房不合理，那就应该严格清理以前的集资建房。过去已经集资建房的，也应该清算建房费用，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体现。”

    “停止集资建房，首先是一个公平问题。”杨华2003年大学毕业，后来成了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他认为，“国家出台这些政策时，更要考虑的是制止突飞猛进的房价，最终才会对社会的稳定起有效作用。”

    禁令会否导致新的“权力寻租”

    有不少人认为，196号令的出台，实际是利用中央的调控之手，进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

    但记者调查发现，196号文出台之后，也有些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现在商品房价与当前公务员的收入反差很大，会不会导致握有实权的公务员开始新一轮的“权力寻租”？

    “党政机关集资建房实为权力配置资源，‘叫停’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是能否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李成言认为，与当前房价相比，大多数公务员收入不高，如果不从住房上给予保障，必然会有不善罢甘休者让集资建房乔装打扮、换个花样再来，所以，必须警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发生。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份关于公务员住房的调查报告里，同样也能看到这样的担忧：“如果处理不好公务员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和地位关系，与社会其他行业有太大落差，基于人的基本心理，掌握一定权力的公务员阶层，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权力寻租’。”

    显然，这些担忧并非多余，改革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既得利益者被迫放弃一种利益获得的方式，总会很快找到另一种变通的方式，光靠一个“叫停令”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典型事例，除从身边可以耳闻目睹的事实之外，近年来被新闻媒体披露的也很多，比如郑州市一些党政机关团购超面积、超标准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重庆粱平与合川交警大队为职工“集资建设”别墅，等等。

    在采访中还有人反映，某些深具“远见”的地方政府、部门，早在三部委禁令出台之前，已经早作筹谋，以“市场化运作”、商品房“团购”，或在政府搬迁过程中，在新区为公务员预留部分房屋等“变通”方法，绕开中央禁令，违规为公务员谋取利益。

    为此，有专家提醒，虽然集资建房已经被叫停，但以“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等变相方式集资建房的，仍可能存在。196号文件的措施要想落实到位，还必须进行细化。特别是文件中提到的“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建房”中的“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应该把几十种比较典型的形式罗列出来，再配以相应的处罚措施，不给违规者留下可乘之机。

    同样，叫停集资建房后，也不大会影响一些单位和个人便利拿房，因为只要手中掌握特权还在，其趋利之手就很难停止。比如，市面上的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就很可能成为特权拿房的下一个目标。

    还需要保持警惕的是，一些机关单位如果不能自己建房，就可能动用财政性资金或单位自有资金发高额“住房补贴”。如果监管懒惰，大打擦边球的现象不可避免。

    需加大政府责任和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