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模式
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要和经典的经济政策文件,那就是3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成功转轨的“三级火箭”,使中国经济体制上了3级台阶:第一级是商品经济,第二级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第三级是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若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现在回头重读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3份文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文件,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把这3份文件的要点罗列出来,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而是与读者欣赏其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和原创性。
商品经济:理论创新
从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亿万个体从实干中学习,逐渐积累市场经济的经验。在这样实践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等于明确告别了计划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体制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根本上脱离这个思维定式。所以对国际经济界来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带来的震惊,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世界的巨大震撼。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没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强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抓到了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决定》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该《决定》在理论上不光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内涵,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生产力是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生产力革命。
《决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商品经济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务实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全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必要的过渡。《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有11项内容: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