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对于那些创新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而言，经济发展更快。其他落后地区通过模仿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各地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在快速汲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做法。结果导致制度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短短两年内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这场变革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使中国农村改革的速度震惊世界。除了《纽约时报》等几大报纸外，美国的大部分报纸是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除非是特别重大的国际事件。而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不是从国内听到的消息，而恰恰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消息，并敏锐地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在短期内成功已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体制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创新开始时成功，后来证明属于过渡性创新。乡镇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突破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造就出“苏南模式”。然而，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转轨阶段的微观制度创新，本身带有产权不清的隐患。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竞争不过以公司为更清晰的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7～1998年后持续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业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创新，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企业家精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央改革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一如既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示了坚强意志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获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采取试错的方法，摸索前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清楚，对市场经济没有感性认识，对于价格体系的运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很大。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沟壑之间，中国巧妙搭了一座“桥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价格“双轨制”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和滋生了大量腐败，而且1987年价格“闯关”被“闯关”本身诱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打败，但总体上转轨是成功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三阶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这个阶段不再是渐进改革，也不完全是激进改革，而是激进的“整体推进”和渐进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的阶段，在雷霆万钧之后是和风细雨。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阶段。针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修补。与这4个阶段有关的是3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即1984年党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