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体制允许的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好。比如，英国经济很难有中国的多样性，因为伦敦占英国的经济总量比重达60%以上，其他地方经济无足轻重，所以，伦敦的创新就是英国的创新，伦敦的风险就是英国的风险。东京在日本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特色不明显，所以日本的经济多样性也是不够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惊叹于各州的多样化；10年后，我在国内出差，发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和多样性要远胜于美国。无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说“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创新性城市”。

    “中国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至少完成了3个国际上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艰辛复杂，从1995年开始，中央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攻坚，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和“改组、改制和改造的战略性重组”，1998年打响“国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战役。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是“新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国际舆论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系统坏账达总资产的60%以上，已经技术上破产，要想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资本自足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银行系统获得了新生。中国农业银行将进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优势地位，又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制度创新的主导性，还尊重个体的创造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运动，尽管后来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环，毕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愈来愈重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