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注意力，两眼不动地注视着指针器，这指针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着那升降的吊笼每秒钟所达到竖坑的那一点。指针若达到一定的度数时，他立即停止吊笼，恰在所需要的地点，一码也不会高，也不会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车取下换上空车，于是他立刻扭转杠杆，吊笼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须这样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时或十小时。假使他的脑筋稍为休息一下，吊笼便会飞起来与齿轮冲突，打碎车轮，弄断绳索，撞伤人，使矿坑里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动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钟，那么虽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矿坑里，每天也会减少二十顿乃至五十吨煤的出产。

    那么，在矿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吗？或者是那个在下面发信号叫他扯起吊笼的小孩呢？还是那些在竖坑下面冒着生命危险，甚或因煤气爆发死在矿中的矿工呢？还是那个在计算上错误一点就会失却矿脉，叫矿工去掘毫无价值的岩石的工程师呢？或者还是那个投资于矿山，不听专家的劝告，相信那里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矿山主呢？

    所以在矿坑中劳动的人对于煤炭出产的贡献，当依他们的体力、精力、知识、才能、技能为比例。我们可以说他们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的权利，而且在各人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证之后，也有满足他的幻想的权利。但是我们怎样能够估量他们中间各个人劳动的价值呢？

    并且，他们挖出来的煤，就完全是他们的工作的结果吗？这也不是那些建筑铁道达到矿坑的人，以及在车站的四面八方修筑马路的人的成绩吗？又还不是那些耕种田地、挖掘铁矿、斩伐森林、制造烧煤的机器，渐渐地使全个矿业发达的人吗？

    要把这些人各个间的工作划出一个区别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照他们工作的结果来估量他们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们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劳动的钟点来算分数，也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把需要（欲求）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第一应该承认一切参加生产做工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其次应该承认他们的安乐的权利。

    然而我们且就人类活动的任何另一部分——就各种生活现象的全体来看。我们中间究竟谁能够为他的工作来要求最高的酬报呢？是诊断疾病的医生呢？还是那个用她的合于卫生的看护治好病人的看护妇呢？最初发明蒸汽机的那个人呢？还是那个偶然一天拉绳子（这绳子从前用来拉开舌门，使蒸汽从活塞下进去）疲倦了，把绳子缚在机器的杠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游戏，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发明了现代机器的主要部分——自动的舌门的小孩呢？

    是火车头的发明家呢？还是那个提议用枕木来代替石头（从前铁道下面用石头来垫，因为没有弹力，所以火车时常出轨。）的纽卡斯尔的工人呢？是火车的司机人呢？还是那个执红绿小旗叫火车停止或前进的打旗号的人呢？

    我们又把那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线的功劳归给什么人呢？归给那个在博学的科学家们宣言海底电线不能通消息的时候，坚持着要这样做的电气工程师呢？还是归给那个曾进言说用不着粗大的绳索而应该代以藤一般的电线的地文学家莫理①呢？或是归给那些不分昼夜在“大东方”②船的甲板上一码一码地检查海底电线，把那轮船公司的股东误放在电线的不导电的外包里面，使电线无用的钉子一一拔去的不知何方人氏的志愿者呢？

    ①M．F．Maury（1806—1873），英国水道学者。——译者②GreatEastern，船名，原书缺，这是依据伦敦自由出版社的小册子《工钱制度》（tem，1920年新版）补入的。——译者

    并且就较大的范围来说，即在包含着快乐、忧患、以及种种临时变故的人生的巨大的领域中，我们中间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