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钱为满足；工头所得的工钱也要比寻常工人的工钱多两三倍，并且在工人中间也分出许多等级，从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个苏一天的农家少女；我们不赞成部长的高俸；同时也不赞成工人和贫家女子中间有十法郎和六个苏的区别。我们说：“推倒教育的特权和门第的特权。”我们之所以要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过这种特权，我们要反抗它们。

    我们在这个强权的社会中就已经起来反抗它们了。难道在将来宣告平等的社会里，我们还能够让它们存在吗？

    有些集产主义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响的社会中，再要维持工钱的等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便急急提倡工钱的平等。但是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所谓的“工钱平等”也就和别的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一样，是同样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社会既把一切社会财富收归公有，并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对这财富皆有权利，并不管他们对于生产这财富时所尽的力量如何，——这样的一个社会，便不得不废除一切的工钱制度；不管通货也好，劳动券也好，应该一律废止。

    Ⅳ

    集产主义者说：“以各人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报酬。”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人对于社会所尽的职务的分量来作标准。他们以为在社会革命发生，将生产机关收归公有的时候就应该即刻实行这个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假使社会革命竟不幸而倡导这个原理，则无异乎自己表示它的失败；这也就是表示过去千百年放在我们肩上的那个社会问题，现在又不能够解决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工人劳动愈久，所得报酬愈少，——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原理，初看起来，好象是对正义的渴望。然而实际上它却只是继续着从前的不公道。有了这个原理，工钱制度才得以发生，于是产生了现社会的一切弊害和显著的不平等；因为自从社会用货币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钱来估量劳动的价值的时候起，自从社会决定工人只应该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钱的日子起，那个得着国家帮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已经预先写出来了；它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那么，难道我们还要回到出发点，再经过一番这同样的进化吗？那些理论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否则，它就会淹没在腥血之中，于是一切又须从新开始了。

    我们为社会所尽的职务，不管是在工厂里，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够用金钱来估量价值的。说到生产上面，实在并无所谓价值（一般人误称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亦无使用价值的正确尺度。假设现在有两个人，每天为社会劳动五小时，年年不息，虽是职业不同，然而所给与他们的愉快则一。所以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分开，说甲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相等。

    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说，一个人一生每天牺牲了十小时的闲暇，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较那些每天只牺牲五小时的闲暇或全然不牺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单单指出他的两小时的工作，说他这两小时工作的出产是要比较别一个人的一小时的出产多一倍，付给报酬时也多给一倍与他。这样做去，便是蔑视了工业农业和现社会全部生活的复杂关系；而且把个人工作是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劳动的结果这样的事，完全忽视了。这好象一个人明明生在钢铁时代，还梦想在石器时代中生活一样。

    我们要是走进一个近代的煤矿去，便会看见那个立在大机器前面升降吊笼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转机器的动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间吊笼便逆转了方向，他把吊笼扯上来又放下去，做得异常之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