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该记得某人对他尽过职务，而且是个很大的职务，倘使有人用金钱来估量那职务的价值，他就会生气的。有时这种职务不过是一句话——一句合时的话，有时或者又是要几年几月的经营才做得到的。难道对于这“不可计算的”劳役，我们能够用“劳动券”去估量么？“照各个人的成绩计算！”然而假使各人不愿意使他的劳役超过自己所得到的金钱，钞票或社会的报酬，那么，人类社会将不能继续到二代以上。假使做母亲的不肯花费光阴养育她的儿女，假使各人不能够得到相当的代价，便一点东西都不肯拿给别人，假使人们看不见酬报的地方，就不肯多给一点与别人，那么，人类种族便要灭亡了。

    假使资产阶级的社会仍旧一天一天地腐败下去，假使我们已经走入一条没有出路的穷巷里面，非用大刀、阔斧、火把来攻击旧制度，便不能够脱逃出来；这全是因为我们计算得太厉害了。这是因为我们心中存着“为求获得方肯给与”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以债权和债务为基础的商务公司。

    而且，集产主义者自己也知道的。他们含含糊糊地知道，如果实行“以各人的工作成绩为标准而分配”的原理，社会便不能够存在了。他们以为个人必要的需要（我们不是说奢侈的欲求）常常不能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朴①说：“这个原理（卓越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会被为着儿童与青年的教育（包含他们的养育和寄宿）的目的而行的社会的干涉，以及关于病者、弱者的扶助和老年劳动者养老院等等的社会制度所缓和了。”他们知道一个有了三个小孩的四十岁的男子，他的需要总比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多些。他们也知道一个夜夜不睡，坐在摇篮旁边喂小孩吃奶的妇人，不能够和一个睡眠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样多的工作成绩。他们似乎也知道那些为着社会劳动过度以至于衰弱的男女，多半不会再比那些随便把光阴消遣过去，过着国家高官的特权生活，自饱私囊的先生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①CesardePaepe（1842—1890），比利时劳动党的创立者。——译者

    他们极力设法和缓他们的原理。他们说：“社会自然会来养育小孩，自然会来扶助老人和弱者。社会自然会拿需要（而不用工作成绩）来做价值的尺度，以缓和此种工作成绩的原理。”

    慈善，慈善，永远是基督教的慈善，这次却由国家来做了。改良孤儿院，实行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和缓他们的原理了。然而他们还是免不掉有那种“先弄个伤痕，然后再来医治”的思想！

    因此，在否定了共产主义，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便发觉他们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需要他们现在也承认了。不过他们要国家来估量这需要，而且要国家来确定究竟需要与劳动是否相称。

    国家要做慈善事业。从这里去英国的贫民救济法与贫民习艺所仅差一步而已。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因为甚至我们所反对的社会的这个继母，也已经不得不缓和她的个人主义的原理了：她也不得不在这同样慈善的形式之下，而且对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让步了。

    她也害怕她的商店被抢劫，特来施舍最下等的饮食；她又建立医院（大概是设备得很坏的，但有时也有极其壮丽的）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她依照工作的钟点付给报酬以后，她也常常照顾被她掠夺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他们的需要，又来做点慈善事业。

    我们常常说过，贫穷是财富的第一原因。创造第一个资本家出来的便是贫穷。因为在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起的“剩余价值”蓄积起来以前，就有许多人迫于饥寒不得不卖却他们的劳力，以免饿死。贫穷造就了资本家。至于中世纪中贫民的数目急速地增加，便是由于国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