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路上，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指挥中心，一旦时机成熟，其永久总部应该迁往柏林。同理，难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参谋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并不是俄语而是德语了。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得胜地盘就只有苏俄一处了（不过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显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的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一个由苏维埃制度出发的共产主义，基本上便成为一个改造落后国家的大业。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国家统筹、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发挥，大大鼓舞了二战后许多才脱离殖民地位的新国家，其政府排斥共产主义之余，却拥抱社会主义（见第十二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东德，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开发层次，较前二者稍低），一般属落后的农业经济，因此苏联这一张经济处方，看来也很合用。于是各国领导人物纷纷行动，真心实意，热情地投入这场经济建设的时代重任。同时，苏联的处方似乎也颇为有效——两战之间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之迅速，胜过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而二战后的第一个15年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速度，也远较西方为快。其势之盛，使得苏联赫鲁晓夫得意之余，以为只要自家增长曲线继续以同等比率上扬，社会主义生产领先资本主义之时，指日可待——甚至连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这种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有趣的是，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的深潭，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ar Com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成军，与反革命和外国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