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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起，东欧国家虽有鼓励旅游事业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向却依然甚低，其中原因显而易见。至于向“非社会主义”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有时甚至完全不可能。论起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一体通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借用1940年起苏联的用语）的隔离或自我隔离状态，在70和80年代开始解体，但是两大世界之间隔膜的程度，仍令人惊诧不已——更何况这还是一个传播及旅行发生革命性进展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几乎完全对外封锁，对内也同样严密封锁外面的世界动态。如此的封闭隔离，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知识水准的居民，对这些国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为这些国家的过去及现在，它们的语言与行动，跟自己的距离实在太远，太没有办法了解了。

    两大“阵营”的隔绝，根本原因自然出于政治理由。自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视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对头，一旦世界革命实际可行，务必灭绝铲除。但是梦想中的革命并未实现，苏维埃俄罗斯反遭隔离，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所包围。后者中最为强大的几家政府，也多致力于防止苏联这个全球造反中心，日后且心欲去之而后快。苏联政权直至1933年才为美国正式承认，足证明它在后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当一向作风实际的列宁，在事实上已经紧急到准备大让步，以求国外资金帮助俄罗斯重建经济之际，这番努力却全告惘然，因此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响经济，强化了苏联经济的隔绝性。更有甚者，1945年后连苏联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这同样的孤立形势。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的政经关系宣告冻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事无巨细，均需经过彼此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两边贸易全为政治关系所左右。一直到70和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才与外界更广的经济世界有所结合。如今回望，从前与外隔绝的经济天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正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结束的开始。然而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当年历经革命洗礼及内战重生的苏联经济，其实并非没有理由与另一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事实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纵观全球，就有芬兰的实例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与西式经济作业密切联系的共存可能——芬兰从苏联进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达其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以同样比例输往苏联。然而史家在此所关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可能”“或许”的理论假设，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俄罗斯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绝之中求生，更不曾将自己设想为任何一种自足性集体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各项条件之中，在这个硕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碉堡里面一样也没有，反而成了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马克思学说的创导人往往以为，俄国革命，势必引发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之火，因为后者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如本书前面所述，1917-1918年，这种形势似乎的确蓄势待发。而列宁当时惹人争议的举措——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曾为此争论不休——看来也不无几分道理。列宁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