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面包、衣服、车票——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式理想的先兆。事实上，待苏维埃政权在内战（1918-1920年）战火中得胜再生之际，不管眼前的战时经济一时之间多么管用，再往前继续走去，这条路子显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反抗军队征用粮食（枪杆子是战时经济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艰难。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战时经济的手段，根本无法使这个等于已经毁灭的经济复苏：几年的兵荒马乱，苏联钢铁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跌为20万吨。

    列宁其人，行事作风一向实际，于是从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俄罗斯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计划的机构，“俄罗斯电气化国家委员会”（StateCommission for trification of Russia），即于1920年开张，其任务自然是科技的现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标却极为广泛，该机构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它不但是所有国家级计划单位的太上皇及指导者，且成为20世纪国家经济的宏观总枢纽。

    “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曾在俄罗斯引起激烈的辩论，到了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初期，再度掀起争论高潮——不过这一回争端的原因却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显然被众人视为共产主义败退的标志，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进的队伍，被迫一时逸出正路。至于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径方向却不甚明确。激进派人士，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张尽快与新经济政策分道扬镳，并提倡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行动，这项意见最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到采用。而中间一派的温和人士，以布哈林为首，则将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抛在脑后。对于苏联的现状，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事实：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受小农文化的主宰，布尔什维克政府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中运作，在政治经济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这派人士赞成“渐变”。而列宁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变不幸之后，便无法再清楚表达，他1924年初便谢世了。可是在他难得可以表示一些意思的时候，看来似乎是站在“渐变”一边。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辩论，却属于一种回溯性的探索，想从历史的角度，为当年实际继“新经济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线，另外找换一条社会主义的可能选择，即一条新路，一条与20年代左右两派不同的社会主义之路。抚今追昔，当年的布哈林俨然便是日后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型。

    不过这些争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如今回头想，我们发现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攻克德国这块重地之后，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立论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内战下残存的俄国，比革命之前沙皇统治下的境况还要落后。诚然，沙皇、贵族、士绅，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扫地出门了，200万人逃到国外，造成人才流失，苏联国内知识中坚元气大伤。在革命的大风之下，一扫而空的还包括沙皇时代累积下来的工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