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

    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吗？”

    “我是。”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您要做什么，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装病：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她不懂德语，我不懂法语。

    我觉得她像犹太人，虽然有人说她是“雅利安人”，但她还是被迫在这儿服苦役。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