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 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

    “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