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埃戴克又发疯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过，他像野兽似地扑过来，在我的胸上和头上乱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给以更猛的重击，直到我浑身是血。我咬紧嘴唇，不敢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误以为我在蔑视他，打得越发狠毒。

    突然，他住手了，让我回去干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我们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平手。

    我蹒跚着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擦我额上的血迹，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塞给我一片面包，悲惨一笑。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说话。她这样呆了片刻，然后脸上光彩一闪，用近于完美的德语说：

    “咬住嘴唇，小兄弟……别哭。把愤怒和仇恨压在心里，留待以后，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会来的，不是现在。咬紧牙关，等着……”

    多年以后，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铁里读报。在过道对面有一个靓丽的女人，黑色头发，梦一般的双眸——我见过那双眼睛。

    “夫人，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先生。”

    “1944年，您在波兰，在布纳，对吗？”

    “是的，但是……”

    “您在一个仓库里干活，一个堆放很多电器零件的库房……”

    “对，”她说，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来了……”

    “埃戴克，囚头……那个犹太男孩……还有您温柔的安慰……”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我们整整一晚都在追忆过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说：“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是犹太人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在占领期间，我用了假证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劳工队。他们把我送到德国后，我躲过了关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里，谁都不知道我会讲德语，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因为不小心，我对你讲了几句德语，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有一回，我们在德国兵的监视下，给货车装内燃发动机。埃戴克就在边上，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突然间他又暴跳如雷。这一回，倒霉的是父亲。

    “你这个懒骨头！”他咆啸着，“这就是你干的活？”

    他用一根铁棍打人。一开始，父亲缩着身子挨打，后来，他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折成两段。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不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集中营里的生活让我是非倒置……

    有一天，工头佛兰尼克发现我有一颗金牙：

    “小孩，把金牙套给我吧。”

    我说不行，没有金牙套我吃不了东西。

    “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东西吃，小孩……”

    我又回答说，体检时我的金牙套被记录在案，要是没了，我们俩人都没好果子吃。

    “你要是不肯给我金牙套，会付出更多代价。”

    这个快活的、有头脑的年轻人突然变了，他的眸子里闪着贪婪的微光。我告诉他，我得听一听父亲的意见。

    “去吧，小孩，去问吧，但明天得回答我。”

    我把这事告诉父亲，他犹豫不决，沉默了很久才说：

    “不，儿子，我们不能这么做。”

    “他会报复的！”

    “他不敢，我的儿子。”

    不幸的是，佛兰尼克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他知道我的弱点。父亲从来没在军队里效过力，不会走正步。但在这个地方，每次从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