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重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也在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十里夹道欢迎的队伍响起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为“部队”。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上面记载着这样的数字——

    进大别山前，即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第一纵队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人；第二纵队三万一千人；第三纵队二万六千四百六十八人；第六纵队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二人；野战军直属队六千三百七十人。总计南下一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七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第一纵队二万三千人；第二纵队一万九千人；第三纵队二万四千人；第六纵队二万二千人；野战军直属队三千人。共计九万一千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三万人，其中被俘八千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第一纵队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三人；第二纵队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人；第三纵队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人；第六纵队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人。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四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使加上此数，亦不足七万人。

    由浩浩十二万大军变为不足七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的牺牲。

    当代著名作家徐怀中当年也是刘邓的战士，他和其他一些人是最后一批转出大别山的。他们分遣在新县地区开展工作，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更长一些，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时间更长些一样，吃苦自然更多些。他对笔者说：“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吹号的声音时，我们都止不住哭了。”

    一位参加过大别山进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曾饱蘸激情地写过一首诗词，为后世记录下如此的壮怀：

    四十昼夜风云，三千里路征程。大河飞渡，平原长驱，鲁西鏖兵。初试锋，横扫十万蒋军。

    雄师南下，跨陇海，越黄泛，渡汝淮，入大别。铁骑饮马长江滨，任敌机横空，蒋军追阻，视若无人。

    合二陈，扭战局，转攻守，协全军。反攻急先锋，千里大跃进。壮举谁为者，刘邓常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