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某种“前诠释”的原始状态，还置到某种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原状，融入“活着”这种最直接最朴素的生存感受，让一切都在存在平面上超于混沌化。

    但是一些论者却撇开作者的原意阐释赋予的“先有”、“先见”而直入文本，夏中义、富华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却持有不同见解，或者说是带否定性的批评。他们认为从表现的“苦难中的温情”到推崇的“温情地受难”，其纸背却正策动着一场价值哗变。“余华所以尊福贵为偶象，是企盼自己乃至中国人皆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即增强全民忍受苦难的生命韧性，“以期诱导当今中国人也能‘温情地受难’”。韩东甚至写了一篇《为穷人和弱者的写作质疑》（《作家》1995年第10期），反对“为穷人和弱者的写作”。更有人指责他反叛先锋。

    其实，余华执意要讲述一个普通生命的生存状态与过程的， 且先看余华对的原意阐释：“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活着·前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余华发出这样感慨：“我觉得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里面的富贵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死去，但他却那么珍重生命，认真而坚韧地活着。”（张向阳《活着：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生》，《齐鲁晚报》，1999年3月28日）“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正是，使他“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余华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余华本不应该承担过多的指责，余华面对质疑，显出了无奈。余华在《两个问题》（《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中这样说：“我感到一位真正小说家应该精通现代叙述里的各种技巧，就像是一位手艺工人精通自己的工作一样。我便像一位在手艺上的精益求精的工人，从事自己的写作。就这样，我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作家。”“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去反叛先锋文学，同时也没有能力去反叛自己。<活着>应该是我个人写作的延续，事实上作家都是跟着叙述走的……”（余华、杨绍斌《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在作家的理解中，写作中叙述欲望的节制和叙述者的退后，完全是一种写作上的需要，而真正的自我依然执著地存在，而且变得宽广起来。因为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自由精神的伸张，而究竟是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作家理想中的真实与美好，显然，应该由作家本人决定与选择。这完全取决于作家的心灵需要、思想需要还有精神需要，甚至是精神价值判断，因为作家在写作中对笔下的人物是带有崇高的责任与使命感的。

    在中国本土，有关“先锋文学”的由来问题，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指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陈晓明在《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中认为：“当代的‘先锋派’……这个最称呼的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陈晓明在《中国先锋小说精选·序》（《中国先锋小说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中，认为1987年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历史纪元，因为这一年末，上海的杂志在第五、第六期连续发表了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的作品。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