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等叙事，恰恰是新的文学历史话语转折的标志，是出于文学重构历史的内在需要，颠覆与崩解了既成的意识形态结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

    在余华的叙事转身中，回到民间性应该是他本质上的追随与属性。陈思和、逸菁的《逼近世纪末的回顾和思考——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变化》（《文学报》，1995年12月21日）认为：

    余华故意绕过现实的层面，突出了故事的叙事因素：从一个作家下乡采风写起，写到一老农与一老牛的对话，慢慢地引出了人类生生死死的无穷悲剧……这个故事的叙事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它超越了具体时空把一个时代的反省上升到人类抽象命运的普遍意义上。民间性就是具有这样的魅力，即使在以后若干个世纪后，人们读着这个作品仍然会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

    而这一属性是否就是意味着余华的创作发生了极大的转向：即从现代性向回转至民族性或民间性？ 应该说，这是一种潮流与趋势，因为进入90年代之后，有意思的是，80年代后期一批“激进的”先锋作家，对写作身份、角色与语境有了深刻的困惑，并试图寻找突围与重新定位，之后进入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比如苏童率先沉迷于历史叙述，余华开始平静地关注民生的生态。

    余华80年代的小说《河边的错误》、等，沉迷于暴力与死亡，对身体的施暴与详细展示，被评论家认为是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令大多数人不能够接受，也因此遭受不少非议。余华从理性来讲，余华不认同写暴力，但在写作时又非常振奋。余华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活着〉前言》）或许，分裂造就了余华的审美范式——与现实和谐的表达。其实，余华自幼在医院生活的童年记忆，加上余华的精神成长更能够揭开叙述转变与伸张的秘密。川端康成、卡夫卡，还有福克纳，他都曾经迷恋，福克纳曾告诫作家：“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如果我们以反思维来解读余华从中获得的感悟的话，应该就是人应该拒绝恐惧、即便是死亡与灾难。

    余华的分明试图克服这种悲惨，尽量规避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摆脱阴暗的氛围与梦幻色彩，对人类生存苦难意识的关注，并告诉人们人因与死亡的抗争而获得尊严。应该说，至此以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以死亡为切入点考察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精神本质独特的超越性达到相当的深度，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当然，成为了有效的诠释与范本。可以说，他对生命生活的理解本身就是，而就是余华内在生命本质与精神的有效注释。

    使余华的知名度如日中天，但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升华，也是一次堕落。其升华之处在于余华写到小人物，不再是畏惧厌恶而是满怀同情，也许可以称得上悲悯，而堕落的所指显然涉及到了他从先锋向传统的“妥协”。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余华都在应形势而变。80年代他采用一种陌生化或不真实的形式去表达，但走得并不太远；到了九十年代，主要是在叙述上的探索，就是探索的结果，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叙述挑战”。余华试图以“本原状态的叙写”，即“客观事实的叙述”、“纯粹客观的叙述”。关于这一点，郜元宝在《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中，这样认为：

    我们很难断定余华对自己笔下的苦难人生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和感觉，事实上，余华越是将人间的苦难铺陈得淋漓尽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难意识就越是超于某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与暧昧。……余华把他的情感凝固在不事张扬、无需传达、不可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