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杀手”或“盗版集团”。人们发现，一方面余大师死不认错，一方面他的新作之中，错误仍然层出不穷。观点可以讨论，写法或有偏好，但知识性错误为什么会错得如此之多之频？中国文人向来有以博闻强记为高、以寻瑕抵隙为快的传统，并以此为制衡孤陋寡闻、游谈无根的利器。如今余秋雨身处聚光灯下，又自我膨胀到将错就错的地步，引发众多批评者“找碴”的热潮当非意外。这种热潮甚或演变为秉持学术名义的狂欢，其顶峰是《咬文嚼字》的老编辑金文明出版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而且随着余秋雨新作推出，这本书也推出了增补修订版，大有将“咬嚼”进行到底的趋势。

    其实，这场“硬伤”狂欢能够延续下去并蔚为壮观，主要还是余秋雨的自我圣化——或者说得客气一点，他有一种“纯粹化”的倾向，不仅是要求笔下的故事纯粹，还要求他的读者也能“纯粹”，理解他追思、传扬中国文化的苦衷，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随手写下的“硬伤”上面。在一次采访中，余秋雨做了这样的表白：

    大家不要以为，一个学者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想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我开始要这么写的初衷，就是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接受，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用我们的生命和文笔，去把它们一星一点地捕捉过来，然后再以写文章的方式将它们发扬开来。之后，在畅销之后，我从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中知道了，他们的文化程度确实非常有限。而更让我必须考虑的还有海外的读者……他们就更期待有现代的阐释者，对中华的历史和文明进行普通与初级的解释。（解晓《余秋雨，行者的闲谈》，《中国妇女报》1999年5月12日）

    虽然余秋雨有时会技巧性地使用“我们”，但言谈中大抵充盈着不作第二人想的踌躇自得。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他不惜删削与割裂历史材料，以免影响其作品的传播度。他的文化形象，显然也是与作品传播度相捆绑的要素，余秋雨不容许“硬伤”害及自己作品的形象，宁愿做头埋进沙丘的鸵鸟，同样，在被要求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忏悔”或道歉时，余秋雨也选择了正面否认的策略，哪怕这种否认会将原本细微的差错放大成千夫所指的污点，也在所不惜，“余秋雨之所以恼（老）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李美皆《余秋雨的矫情与尴尬》，《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但这未必只是“名人心理在作祟”，余秋雨的文化心态，有着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

    余秋雨十余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受到广泛批评，但他的作品获得旁人不及的广泛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获得海峡两岸各种奖项，不断重印，成为畅销书兼长销书，《道士塔》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更将这篇争议之作以官方认定的方式，变成了人人必读的“经典”文本。是如何完成它的魅化的？这不能不是公正评价此书需要思考的前提。

    的出版者王国伟曾将此书的“文本价值”总结为五点：

    1、摆脱了传统散文过于琐碎的写作视角，而以宏大的中国历史文化为创作背景，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人类穿越时空的情感结合点，选取的内容题材又紧扣现代人极其关注并能建立感情联系的事件和人物，并赋予人生命运的关注和终极体验。

    2、作为散文，每篇篇目都比较长，很容易产生阅读障碍和心理疲劳。但是，作者长期从事戏剧文学教学，具备很强的说故事能力。再长的篇章，读起来都很轻松，从没有读不下去的感觉，关键在每一篇散文里都隐含着一个简单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