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结构，人物事件简单，脉络清晰，有的人物事件本就是读者都知道的，不过是作者以他的方式重新解读和演绎，让阅读者顺着故事脉络进入，循着故事情节展开，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

    3、讲究细节描述，追求细节表现的真实和美感，在许多篇幅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经历和故事，一个原本简单的故事就上升到了艺术审美的层次。

    4、作者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情感基础上，有的事件是他本人亲身经历，有的历史故事中，他会虚拟一个大“我”，从一个简单的人生经历到一个民族的大事件，都离不开写作者自己的情感对位。

    5、余秋雨拥有独特的语言表现力和节奏感，他的文字非常感性，很适合他想表达的内容和想说的故事。恰恰这种语言节奏和说故事的能力，最容易打动广大的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文化苦旅〉的文本价值》，《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

    从阅读心理与市场营销的角度，王国伟的总结颇有道理。余秋雨第二本散文集《文明的碎片》的出版者安波舜则早早表达了“读者为王”的主张，他提出的“常识”包括“高级的知识文化和沙龙艺术走向大众，走向世俗，已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和时尚”，“一个最重要的批评伦理原则是，你必须代表和维护大多数人的阅读利益，发现或判断阅读价值”，尊重大众阅读口味，发现大众阅读价值，也俨然成了“为人民服务”。（《谁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我愿为散文家余秋雨先生辩护》，《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30日）

    当批评者们纷纷指斥余秋雨散文里弥漫着的感伤气息、滥情笔调、浅薄史思，或总结出余氏散文不过是以“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模式运作的“有效的流水生产线”时，他们其实已经道出余秋雨商业成功的奥秘。于消费市场而言，成功作品的机械复制，不仅不是“散文衰败的标本”（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反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类型化生产。这里还不包括余秋雨拥有吸引媒体—公众注意力，始终能活在聚光灯之下的本事——从这点说，他的拒绝认错，也未始不是一种保持关注度的市场策略。

    经历了易中天、于丹的“百家讲坛冲击波”，我们才能充分认知到余秋雨的先驱意义：他第一个敏感地认识到“文化教化权”处于悬置状态，而“教授专家”的头衔，加上“传统文化的通俗化表达”，正是攫取它的终南捷径。余秋雨凭借自己的聪明与文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了大众阅读市场的“超级文化符号”。

    当然，余秋雨付出的代价与易、于相仿，都将自己置于“赢者输”的境地，即赢得市场，却失却了学界的认可。因为从市场运作着眼的大众写作，其策略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规范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冲突：大众写作要求简捷决绝，居高临下地灌输貌似复杂实则单面的知识，妙笔生花地传递貌似遥深实则混乱的思考。论者批评的“颇多信笔臆想，似是而非者，而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则又弃用史笔，向壁虚构，以求新奇”，倒是大众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基于“文化本位”批评余秋雨是“毫无新意”、“没有把聚焦点始终瞄准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更没有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没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历史理性的铁门，更没有以绝望的呐喊来面对‘无物之阵’的挑战”的“别一种媚俗”（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根本就是隔靴掻痒，方圆凿枘。

    回头再读众多批评文字，发现能隐约触及这一点的，似乎唯有李书磊那篇《余秋雨评点》。文章开篇便在追问批评界对于余秋雨保持沉默的根由，而作者的描述今天看来依然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