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蒋子丹《宁静的史铁生》，《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5日）

    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体裁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尤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而在叙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号、哀恸、宣泄等等所有的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人间至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至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前面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

    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而母亲，以加倍的沉默的痛苦背负和推动着史铁生向着那答案的迫近。

    在那段光彩夺目艺术质感强烈的第三小节中，史铁生插入了一段看似突兀的四季轮回，令人惊叹喻体和喻意之间的贴切精到。但这一段并不是孤立的炫才，其含义始终围绕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大道和对“生与死”的思考，一个生命的消亡将预示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

    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读到这种文字而不被震撼的恐怕是鲜有了。史铁生在这里终于把他对“生与死”的答案和盘托出：生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而旭日与夕阳不再有人类强行赋予它的等级意义，与其说它平等了生命，毋宁说是生命平等了它。这就是史铁生对于生命大爱的终极了悟。

    的艺术感染力来自多个方面。尽管史铁生坚持认为是一篇散文，但就写作手法而言，他并未恪守体裁教条。据王安忆回忆，在拿到稿件时，“《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