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我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是一篇好散文。”（《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个“体裁纠纷”中，史铁生坚持强调的，只是不要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划分出体裁的等级，散文未必比小说低一等。可是，为何“《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呢？难道《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糊涂到分不清小说与散文的区别了吗？而且，韩少功当初做“丰年论”时，也是把放在那一年的小说中来评价的。可见，这个“纠纷”耐人寻味。

    造成这个“体裁纠纷”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像那个漂亮的不行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像那个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王彬彬曾就此专门撰文指出：

    虽然史铁生不同意把看成小说，但作为“散文”的之所以特别感人，特别成功，却与作者史铁生本是一个“小说家”有着某种关系：不知不觉地把一些“小说手法”用于的写作，是特别感人、特别成功的一种原因。（《<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史铁生的文学写作，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便与社会、历史、时代这些宏大的事物拉开了距离。他一心致力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致力于对广阔而平凡的自然生活大道的探究。为此他付出了超人的代价。一方面他必须承受着文学写作内与外的双重压力，时刻担心创作资源的枯竭，“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另一方面，那个究竟是活着为写作还是写作为活着的问题，总要时不时跳出来跟他捣乱。他凭借一己之力和超出常人的弥天大勇克服着这些障碍，与命运进行着殊死搏斗，并不断向那些饱受命运折磨孤苦无告的人们奉献着自己的精神觉悟。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堪称当代文化英雄。

    （陈福民  撰）

    史铁生：（修订版），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史铁生：，海南出版公司2003年8月版

    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陈村：《去找史铁生》，《小说选刊》2003年第1期

    张新颖：《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孙郁：《通往哲学的路——读史铁生》，《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