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面是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后面是表达知识界救赎与自我救赎意图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在于首次公开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低谷状态。

    具体到，至少有三种九十年代之后走红一时的写作路数，可以从中寻到端倪。一是开了“官场小说”的先河，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处世之道的集中传达，还有暴露性的权力运作描写，都已涉及，尤其是它的“非批判姿态”；二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宽容，这是当初整个思潮的推动所致，文学不再强调善恶的分辨，即使面对社会的“精神底层”也尽量平视，当然这种姿态也带来某种犬儒式的倾向；三是以回归传统与民间的视角，来颠覆进化论式的历史与现实图景。陈思和曾本着他一贯的“民间写作”观点指出：“自《单位》始，刘震云的小说自成一个‘神话’文本……它叙述的故事时空不一，但重复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两个相成相反的模式，可用中国古代寓言来表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此还派生出一系列亚模式”（《冬天的话题——关于刘震云小说》，《文汇报》1992年2月18日）。刘震云后来对“从现实出发重述历史”的迷恋，以及乐于从历史与现实中抽出各类权力（政治、话语……）的线索，都可以从《单位》、找到源头。

    对刘震云这样一位作家，或许老同学李书磊的评价较为中肯：“震云身上有种东西在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他对这世界比较彻底的无情观。他坚定地认为结构是一个笼，人是一条虫，人在结构中生活就象箱笼中虫在蠕动。……人就是那么一种无色的存在，亮色或者灰色都是一种幻觉。这种意念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是对是错其实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彻底性；这种意念的彻底性使它最终达到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使震云对人与社会的批判归于一种娓娓道来的冷酷而不是张牙舞爪的激烈或者落花流水的感伤。什么东西一经彻底就有戏，就有光彩，就显得炉火纯青，这种道行的确是凡人莫及的。”（《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刘震云日后的文学实践，包括他兼顾市场的影视创作，或许都来自这种“看破”的彻底。

    刘震云：《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

    池莉：，《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李扬：《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陈思和等：《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作家》1994年第10期

    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