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觉认同权力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漫评刘震云的小说》，《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这就应了刘震云自称的“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

    “新写实小说”的诸代表作，确实有着相对一致的叙事动机与叙事姿态，其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实录精神”、“平民视野”和“反英雄”。方方在《风景》开头就讲：“请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池莉说：“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刘震云的表述更为直接：“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客观存在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这就决定了新写实小说家放弃“刻划典型人物形象”的努力，转而“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普通人”来描写。新写实小说的许多作品，包括池莉、方方《行云流水》、刘震云，都对知识分子的高蹈理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嘲弄。

    这种姿态会遭遇到隔膜与诟病，可想而知。发表后，迅即被《小说月报》选为头条（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待遇），有读者致信《小说月报》，表达了阅读中的困惑：“可读性也强，然而掩卷深思，真觉得遍篇的‘鸡毛’加蒜皮，摆在头条，不知能给读者以什么启迪和教益？文章‘源于生活’但是否‘高于生活’？”这种看法，正表明对固有的文学审美习惯构成了新的挑战。一直追踪、欣赏刘震云的资深评论家雷达也有着类似的忧虑：“他是否过于停留在生活的表象层，过于‘形而下’了呢？另一方面，他是否又过于排除思想情感的提升，美感的发掘了呢？没有思想的脊骨，没有美感的强光照耀，我担心摊开来的原生态的生活，会变成一具失血的躯体。”（《〈一地鸡毛〉四人谈》，《作品与争鸣》1991年第6期）在肯定刘震云小说的艺术成就与“生活陌生化”尝试的同时，金惠敏基于“文学即人学”的观念批判他的小说创作是“精神的缓缓而不可抵挡的后退”：“他愈来愈认同于‘生活’的阴暗一面；愈来愈醉心于人性的黑暗，醉心于展览人性中见不得阳光的琐屑、卑微和邪恶。在他笔下，人似乎已不成其为人。”在金惠敏看来，这不啻是对向善努力从未停歇的人类的“一个毁谤”（《走向永恒的黑暗：刘震云小说历程》，《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更多的批评是将“新写实小说”一勺烩，有的指责新写实小说将“烦恼人生”归结为一些琐碎问题，似乎问题解决了就能找到幸福，成了变相的“问题小说”；有的认为这些作品的初衷是要批判世俗、平庸，但却在叙述中“无意地失去了抗衡的力量，而不知不觉地沉缅于这种平庸之中乐而忘返”；（谢风坤《谈刘震云近期小说创作》，《文学评论家》1992年第2期）更有人声称在“最初的共鸣”之后是深深的疑问，因为“在新写实小说中，英雄远去之后，人也随之沉没，在英雄消失的地方，站起了一群苟活者，以不同的行为演绎着苟活者的人生哲学。”（李新宇《苟活者及其人生哲学》，《河北文学》1991年第9期）对于新写实小说标志性的“写实手法”，也有人批评：“所谓‘生活流’，其实是作者艺术手段欠缺所致。……在特定的文学情势下，艺术色彩的淡薄与艺术表现的单调便成了优长──被概括为表现‘原生形态’的特色。”（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如果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现实有所认知的话，大概不难明白为何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会出现一种急速的下滑曲线，这是“新写实小说”出现并走红的大背景，也是为何这些灰暗无奈的叙述会引发如今看来多少有些夸张过度的批评。“新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