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我与地坛》
体裁:散文
作者:史铁生
首发刊物:《上海文学》
发表日期:1991年第1期
作为一篇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它只是一部单篇散文,尽管此后人们不会再奢求史铁生乃至其他作家写出同样的作品,但正如韩少功所断言的那样:“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事实上,不仅是那一年,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它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强烈持久的震撼、回味与思考。
对于史铁生,所有的批评家和读者基本上都能达成一个共识:他是一位在当代文坛难以归类、难以确定其位置、但又拥有极端重要性的作家。这不单是由于史铁生的个人境遇使得他在文学写作道路上跋涉的身影显得独特而单薄,还因为三十年来他的写作自始至终都不在潮流之中。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令他蜚声文坛的作品,曾经按照当时的解说惯例被纳入到“知青文学”的范围内大加褒扬,并认定史铁生的作品“洋溢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冯牧《愿史铁生健步前进》,《文艺报》1983年第6期)。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史铁生并未在冯牧所言的这个方向上前进一步,相反,他以(1985)为标志迅即拉开了与“时代”的距离。回看冯牧的说法,显然包含着对史铁生的某种善意的保护味道——毕竟此前因为的所谓“消极阴暗”格调,史铁生受到过非议。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其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对“知青生活”的“深情”回顾,毋宁说史铁生是在获得了更为内敛更为平和的世界观之后对自己所做的一次精神梳理。
因此,当1991年发表之后,整个文学界对史铁生这个名字及其文学写作的欢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许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对的出现,人们只有喜悦而没有丝毫的意外和诧异,那更像是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煎熬终于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似乎只有史铁生才写得出这样尽善尽美的文字。
人们也确实是等得太久了。中国当代散文长久以来形成了它的高调、造作和模式化积弊,至少在问世之前的三、四十年里,散文被“时代”所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累,被观念哲理所累,甚至被“精心构思”所累,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曾经被认为是当代散文最高成就、后来又被痛加贬抑的杨朔散文,其模式化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低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散文的写作与阅读都是被上述模式化支配着,即便是进入了所谓“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依然存在。“60年代形成的散文文体模式,在‘新时期’主要成为散文发展的障碍,这种写作模式,通常表现为以表现‘时代精神’的目标的‘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主题和结构倾向,刻意追求散文的‘诗化’和对‘意境’的营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理论上对于散文这种模式化弊端的反省批判已经相当清晰深入了,但是,只是到了出现之后,散文的写作实践才彻底粉碎了那个梦魇一般的模式化统治,并且提示了散文写作所能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
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致思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破天荒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抵达一种为能平常人所理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