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从内容说是姊妹篇。《单位》写的是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轻松。原处长老张升任副局长，副处长老孙立即为了他留下的空缺到处活动；小林刚来单位时“学生气不退”，吊儿郎当，后来幡然醒悟，为了争取入党谁都巴结，偏偏同事间又不和，弄得小林顾此失彼，临了还是鸡飞蛋打，一事无成。石丛这样描述刘震云的变化：

    读过和，再读《单位》，我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作者有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为二为对立的两极，不再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去寻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考察群体的生存状态。在这一点上与所不同的是，这个群体里已没有了对立的营垒，任何人也无法完全支配别人的命运。在由老张、老孙、老何、女老乔、男小林、女小彭组成的那个群体里，虽然也有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但任何人与另一个人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石丛点出的问题，正是《单位》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大异其趣的地方：它不再强行集中、加剧、刻划生活中的矛盾，而是将对生活的叙述还原成琐碎、模糊、不确定的原生态，并最大限度地将作者的情感倾向抽离，即所谓“零度情感”——当然，“零度”是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那种鲜明的爱憎态度而言——或者说，它并不预设一种先在的价值评判，如博大、深邃、清高、美好等等，它只是尽可能地用“生活流”的写法呈现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从而引起了无数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新写实”另一代表作者池莉曾说，一出来，武钢的工人个个都说自己是印家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机关中的小职员，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小林，或老何。

    将视线转到了小林的家庭生活。收入少，地位低，“不会混”，使小林无法让孩子入好的幼儿园，无力办妻子的调动，连留小时候救过自己命的农村老师吃顿饭，也要和妻子吵一架……其生活的烦恼程度，和池莉笔下那位武钢工人印家厚确乎也相差无几。他似乎开始“时来运转”了，那却是一系列“错位”造成的：妻子单位开了班车，是为了领导的小姨子上班方便；孩子进了好幼儿园，却是给人家当“陪读”；收入增多了，靠的是小林帮大学同学“小李白”卖烧鸭子。到最后，小林利用职务之便得到了一台微波炉的酬谢，也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这道理是什么？“过去老说单位的事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是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这和《单位》里说的“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是一个道理。就这样，小林“醒悟”了，单位里多了一个油滑的职员，社会上多了一个庸俗的市民，以前那个生气勃勃的大学生终于被改造了。

    刘震云在叙述这些生活中的“鸡毛”时，使用了大量的反讽笔调。对于小林，他是反讽中带有同情，对于老张、老孙、女老乔，也并非毫不留情的讥刺，而是有理解与同情在里面的。他在创作谈里讲：“领导也不容易，整天撕撕拽拽，纠纠缠缠，上上下下都要照顾，需要动心思，何况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下级不易，领导也不易，这才叫辩证唯物主义。”（《诉说衷肠》，《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4期）在《单位》与里，刘震云矛头所指的并不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官僚，而是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刘震云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