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神秘的温柔的手，抚慰着他们那残破的心胸”，王金以自己圣徒般的言行感动了匪兵，唤醒了沉潜在他们心中的人性，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最后，在寡不敌众、我军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王金带领匪兵奋勇杀敌，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大部分匪兵也用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

    1、生平与创作

    所以说，郭小川对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不仅是“屡有所闻”，而且是屡有亲历，这种隐痛又被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触及，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成为一股潜在的创作冲动。

    为了使王金受屈显得理由充分，作者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一开始，王金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虽受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当奸细，在敌人要把他们扔进海里淹死之前，一个难友咬断他身上的绳索，使他得以逃生，回到根据地。党组织虽然对他有怀疑，但是“没有轻下结论”，还委托他以“重要的责任”。这时，敌人玩弄阴谋，一个叛徒指控他在狱中也有叛变行为，而他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又找不到证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才把他关押起来进行审查。作者在诗里反复描写战事的紧迫环境，即使是在敌人扫荡的情况下，组织上也在尽量地“进行周密的调查”，同时让锄奸科长与王金谈话，告知情况、讲解政策。这说明：第一，组织上怀疑他是有根有据的；第二，组织上丝毫没有把党员干部的生命视为儿戏。

    这个题材是如此大胆，如此犯忌，写作这样的题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郭小川落笔之时却毫无预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要感谢当时出现了较为松动的一段时间。从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学界就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对“教条主义”的抨击，以及苏联“解冻”文学潮流传来的信息，构成一股“开放性”的思维和环境潜流，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顾虑与谨慎，但郭小川的反应是兴奋而热烈的。他是根正苗红的革命作家，他要表现的是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这与“资产阶级作家”“反动作家”毫无共通之处，他有什么可顾忌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表现的，第一，人不是生来就恶的，他们的恶有外在的原因，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的恶可以转变为善；第二，民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毛病和缺点，也就是说，人不是单一性而是多面性的，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当罪恶的念头隐伏起来，他们的心就忽然变得平静和清洁”，尤其是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枯死的心灵”有可能被唤醒，焕发出人性的光芒；第三，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王金的“温暖”可以把“罪犯的心”“烘热”，“生活的潮流”“激荡”着他们“沉重的枯萎的心”，作者“总相信真理的巨大力量，它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在王金的感召下，一切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在革命者的精神引导下，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拧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2、作品分析

    秦晖认为，长诗中的土匪“大胡子”是“八个”人中仅次于王金的另一个最丰满的形象。他从反抗本村地主起家走向反抗道路，作者在他身上表现了人性中闪光的一面，基本上是把他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但是他却在就要参加革命队伍的关头跑掉了，说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最质朴的正义等等价值理念在一个成形了的组织体系之下，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它本身的面貌保存下来？

    在狱中和一同在押的罪犯们谈到可能来临的死刑时，王金用“柔婉的悄声”“谦和”地“微笑着”说：“我是有些冤屈／……我是多么应当活，／好在，就在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