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前一秒钟，／我也相信我以后还会活着。／／而我的心灵永远也不会死，／我的眼睛永远注视着这活跃的大地，／虽然，这以后的斗争的欢笑、／同志之间的爱、理解和友谊，／我永远永远也不能亲眼看见，／但这一切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活着的一生值得我死后欢愉，／因为我没有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

    他曾多次要求离开机关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深入生活，但一直未获批准。有人说，如果郭小川看到了底下的情况，很可能会上书，会划为右派，就不仅仅是一个“右倾”问题了。对于基层的情况，他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他们“看到的黑暗面如此之多”，使郭小川觉得“在前进的主流中，阴暗的东西很多”。而周围，有些人“很讨厌”，“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恶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这段话写于“文革”检讨之中，对“十七年”的“旧作协”用词夸张，不过这种心理郭小川多次提到，而且是他后来离开作协的主要原因，所以基本可信。

    作者在此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共产主义信徒，一个怀着宗教式迷信的视死如归者。当个人的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刻，他想到的是党的事业、集体的荣誉，不但在理智上接受自己被冤屈的合理性，甘愿自己的生命被无价值地牺牲掉，而且在感情上也没有表现出痛苦、眼泪、甚至足够的遗憾。他那“柔婉”“谦和”“微笑”的神态，刻画出一个毫无一己之念的圣徒形象。由此，矛盾和痛苦都被悄然抹杀了，个人与事业完成了绝妙的融合。

    毒的，动物中最污浊的——假如，你真是，那对于我，就犹如丢掉一个黑色茧子一样丢掉你。可是，你不会是的，你受了别人的牵连的可能居多，正确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革命和爱情的夹缝之间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信任革命的一切理念，也自愿做革命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有着一般年轻人具有的天真和激情。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更可怕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怀疑，就意味着一种“失贞”，所以他又连忙纠正自己说“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革命伦理与人陆的冲突本身又给他增添了巨大的痛苦，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痛苦比失去爱人的痛苦更加深刻，而且难以找到出路。

    另一个原因，这时的郭小川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成为一个“大作家”。他说自己前期的作品包括《致青年公民》等成名作“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是“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粗制滥造”；他说“我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观念：一个诗作者，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在形式上，甚至在体裁上都可以有和应该有独创性”，要“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尤其要有“新颖而独特的”“作者的创见”；他说，在“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他还说：“作家要想奔向峰顶，就得敢于冒险，独创风格，突破常规，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那么，革命者受冤屈“这个题材新鲜、强烈”，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写入之所不敢写”，一下子就激发起作者“诗的冲动”。

    长诗中的“八个”，是关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