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5期）这说明刘心武对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尚未认清其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写进作品。

    据刘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谈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中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不大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刘心武两次翻阅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将谢惠敏这样的精神畸形儿仅仅视为“四人帮”毒害的产物，是一种浅层次的看法，反映出刘心武认知的局限。尽管如此，谢惠敏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隐含着深刻的内涵，唯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其意义被源源不断地阐发出来。刘再复说过一句令人悚然的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其过人之处，在灵敏和聪明。刘心武写过一篇妙文，将这种聪明和盘托出，其中这样写道：“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表明：刘心武写出谢惠敏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出于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受，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的收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道理很简单：倘若作家主体意识尚未充分觉醒，学养功力欠到，单凭“绕”这一技术层面的努力，作用毕竟有限。无怪刘再复在肯定刘心武“与时代共同的脉搏”的同时，对他的“不经意”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不经意的创作，使刘心武没能在谢惠敏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否则这一人物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惠敏的愚昧无知中，纠集着褊狭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对此作者视而不见。张老师（实际上也就是刘心武自己）痛心于谢的愚昧无知，却无条件肯定她的阶级觉悟、斗争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张俊石与谢惠敏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仅在于：一个是纯然的无知，一个自以为知的无知，都是值得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