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却苦于没有可以统帅它们的“灵魂”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果说，前面那次浩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有关文艺的标准的教诲，这一次，毛泽东教导的作用似乎更加具体一些——他指引浩然解决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问题。

    在今天情境下再读《艳阳天》，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元素如此刺眼，细看之下，原来它竟是这样一部作品：主题、情节、人物，处处紧扣“阶级斗争”，完全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构设而来。

    小说中每个人，都贴着阶级标签，都作为某阶级的“代表”出现。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弯弯绕、马大炮是“中农”的代表；马小辫、六指马斋是“地富”代表。他们各按“阶级本性”行事，一举一动都验证着“阶级本性”……想必作者落笔之前，便在心里就东山坞这地方绘制了一幅“阶级地图”，每个人物尚未出现，作者就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区域和位置，他们始终就在这限定死了的范围里活动，从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就注定是那副样子。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细致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比如“中农”，浩然很注意他们因富裕或私有观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么“右”；弯弯绕是不可救药的，是要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马子怀就有些不一样，他虽然想着“发家”，却属于愿意“劳动致富”，对共产党的好处他心里是有数的，只是常常摇摆，徘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马立本这个人物，也忠实地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要点，即阶级性是一种遗传基因，“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改变。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这部动笔于1962年冬的作品，居然已经以明确的意识，塑造了类似于“走资派”形象——这就是乡长李世丹、合作社副主任马之悦、一队长马连福，他们非常符合后来对“走资派”的定义：在革命队伍中掌握一定权力、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思想变质、唯生产力论……如此等等；他们与萧长春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由于上述的构思思路，再读《艳阳天》，对于读者可能是一次颠覆性的阅读体验。这里所指，尚非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的不认同。纯粹从为文的角度论，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怎么可以这样比划于某种概念，作如此刻板的套嵌与征引呢？写作尚未开始，一切就已经规定、决定好了。作家不需要去探究人物繁奥的内心世界，不需要去领悟生活的丰富性，不需要去面对命运和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

    但在当时，《艳阳天》却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在还未看到小说全貌（共三卷）的时候，就异乎寻常地从政治上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发出了赞扬。请看当时几篇评论和报道的标题：《农村青年学习的好教材——评〈艳阳天〉》（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牌坊大队第九生产队团支书王桂里，《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萧长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绪曾，《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喜读〈艳阳天〉》（佐平，《文艺报》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的“硬骨头”——评〈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形象》（汪璞，《北京日报》1965年2月23日）……可以说，全都是称赞，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阅读这些评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对于某部问世未久的新作，舆论能够如此一致、决绝、鲜明地给予政治上的好评，非常罕见。人们称赞它：“抓住了阶级斗争，写各种人物都有阶级分析”；“看过这部作品，学习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这部小说，写出了不同阶级在斗争中的不同表现”。

    小说第三卷出版时，正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过去“十七年”间所有的作品，均点名或不点名地成为毒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