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做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依据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观念和西方个性主义美学对杨朔散文的批判，应当说非常的犀利，无可辩驳，只可惜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对杨朔散文做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而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杨朔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的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需要歌颂、值得歌颂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人，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50年代初期的许多散文，沿袭解放区文学的路子，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这个新时代，鼓舞人们的革命意志，成为文学创作必须解决的课题。杨朔的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歌颂了那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在当时独占鳌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一边读着杨朔1956-1962年期间那些莺歌燕舞的作品，一边回味“反右”、“大跃进”所导致的天灾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