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声誉鹊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刻，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折腾，中国元气大伤，亟需休养生息，这时中共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与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催生出一个久违了的“文艺小阳春”。杨朔的散文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然而，杨朔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散文的艺术高峰，还有个人的原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加上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则在于：杨朔将诗歌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了一道美味的“心灵鸡汤”。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狂飙降临，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不久饮恨离世。

    “文革”结束，否极泰来，经历十年打压之后，杨朔的散文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由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中，杨朔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的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与冰心、吴伯箫与曹靖华等同处一章，各自仅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以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杨朔散文的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将“十七年”与“文革”截然分开的观点，无论于事实上，还是于逻辑上，都无法成立。历史业已证明：“十七年”已为“文革”做了充分的铺垫，“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逻辑的、也是极端的发展；“十七年”的文学在“文革”中被当做“封、资、修”毒草铲除，是“不断革命”的文化激进主义自我吞噬的结果。唯其如此，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对“十七年”的质疑也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朔散文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

    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的《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对杨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