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确实不是滋味。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假，反而为之陶醉，这是什么道理呢？理由很简单：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于狂热，相信黄金的预约将要兑现，向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时，有谁会觉得这是假？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当时又有谁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否则就不会闹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分地指责杨朔“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虚假”产生的根源。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群轻个的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所依附。近代以降，在风雷激荡、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漩涡中，许多人在选择革命与进步的同时，也放弃了独立性和主体意识。这一切在杨朔的《我的改造》（1949）一文中有相应的表述。这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一步步丧失，归依于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更何况，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世道的凶险，历史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几乎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做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20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杨朔散文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单纯、乐观、狂热、夸饰的风貌。随着一个新时代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李兆忠撰）

    杨朔：《我的改造》，《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

    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