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生活积累特别深厚的作家，写着写着，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不知不觉就呼之欲出，而主观上特别希望写好的“新人”、“英雄”在这过程中就愈显单薄苍白，但是人们似乎体会不到他的苦处，以为他是轻视“新人”、“英雄”塑造，以至走到了“歪曲现实”的境地。

    武养的批判文章似乎是孤立的。作者并非业内人士，而且此文发表之后引起的反应，大多是替赵树理说话，例如唐弢的文章《人物描写上的焦点》、王西彥的文章《〈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刊于《人民文学》1959年第8期、《文艺报》1959第10期）。这件事若就其本身来说，或许还谈不上“批判”，而是关于《“锻炼锻炼”》的“讨论”。不过，后来它还是构成了一种对赵树理的批判氛围，因为紧接着在年底，赵树理成为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而《“锻炼锻炼”》与他的右倾思想之间也就有了印证的关系。

    大约在1959年4月，陈伯达为新创办的《红旗》杂志向赵树理约稿。他们过去打过交道。约的是小说，但赵树理没有写小说，9月24日他寄来一篇论文，题曰《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原文据说有万余字，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能够看到的是后来中国作协为批判他做的一份摘录，收在《赵树理文集》第4卷。赵树理说：“国家对农产品是否购多点了呢？有没有粮食不足之感呢？据我了解，这种‘感’是有的……”还说，要“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等等。这些话，或者说这篇文章的寄达，来得不是时候。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刚在庐山开完，向“大跃进”提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遭到整肃。这些高层情况，赵树理还来不及了解。迟一点，想必赵树理就不会把文章寄出。而早一点比如说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寄出，问题也不会太大。现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不知情的赵树理寄来这么一篇东西，就让知情的陈伯达很难办，视而不见、不当回事，是不可以的。于是，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文章连同赵树理的来信被批转中国作协党组，展开批判。主持批判的人，正是邵荃麟。虽然1962年我们了解到邵荃麟内心对批判赵树理其实根本不以为然，但在当时，他仍然履行了职责。批判集中在11、12月，大会小会不断。解放以来虽然曾经受到过一些质疑，但一直是“旗帜”的赵树理，第一次真正成为反面人物。不久，农村的灾难益形彰显，由林彪授意总政率先发出的“刹住反右倾运动”指示，被中央批转（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这样，对赵树理的批判无疾而终，未做处理，没有结论。

    “农村题材创作”是体制文学的基石，而赵树理又可以说是“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块基石。这样一个标志性、象征性人物，自延安时代到今天，命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轨迹，从领军人物一点一点变成了落后人物，以至批判对象，但是，谁都知道，赵树理自己实际并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个“乡村老夫子”，还和《小二黑结婚》一样熟悉农民、贴近农民。所以，当1962年开始反思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文学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反思“农村题材创作”问题时，赵树理又重新成为一面镜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老赵错了，还是别人错了？事实是否说明，还是赵树理的创作比较符合农民实际？

    大连会议上，赵树理创作成为焦点。大家都觉得绕不开这个问题，1959年批判的主持人邵荃麟亮明观点：“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