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胜利。”周扬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确实熟悉……后来不少方面证明赵树理同志是对的，譬如对于生产指挥太多太死，他那时就有意见。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他从生活里感受到的，他能够坚持，他并不因为中国作协批评他并贴了大字报（有时内部用大字报不一定都适当）而消极下来。作家还是要写他所看见的、所感受到、所相信的。没有见到、感觉到，也不相信的，不要去写。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对党讲真话，就是党性的体现。”

    赵树理就像一个缩影。以往在农村问题上，办事违反客观规律、经济规律，用政治意志“拔高”现实，导致灾难性后果——这种现象投射在文学中，则是比较从生活出发、从农村实际出发的赵树理创作，被认为思想落后、人物不高大，从“农村题材创作”的模范带头人物，变成了跟不上趟的小脚女人；现在，在事实面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赵树理脚丫子太小，而是别人变成了“飞毛腿”——这就是邵荃麟就十几年来“农村题材创作”所总结的：

    总的看来，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来看，感到不够。在人物创作上，比较单纯，题材的多样化不够，农村复杂的斗争面貌反映的不够。单纯化反映在性格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斗争的过程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症结其实就是“假”、“大”、“空”。邵荃麟不会这么讲，或许也没这么想；但他所分析的情况，实质就是这个。“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沿这条路子走下去，前头不远就是“文革”的假、大、空。“单纯化反映在性格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斗争的过程上”，在样板戏里难道不是一一应验了吗？根子其实早就种下，而且很深。在1962年这个特殊时刻，在大连会议上，大家拿赵树理这面镜子一照，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

    但是，大连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已经注定是一次“黑会”了。因为几乎同一时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指向了通往“文革”的道路。1964年，大连会议终于以提倡写“中间人物”而遭到公开批判，邵荃麟为此下台。赵树理则因大连会议和邵荃麟的赞赏，也被视为创作上“中间人物论”的坏典型，由此在“文革”开始时被揪斗、受重伤致死。应该说，《“锻炼锻炼”》作品本身以及从1959年起围绕它发生的反反复复的争议，揭示了“十七年文学”的诸多深刻困境。

    （李洁非撰）

    赵树理：《三里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8、9合期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