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做群众尾巴的‘八面圆’主任”（指王聚海）写得很成功，对他的批判也让人“很感痛快”，但是关于杨小四，他认为完全是败笔，“与其说作者在歌颂这种类型的社干部，倒不如说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

    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点批判是怎么做出的。

    在第一个方面，批判者承认“小腿疼”、“吃不饱”那种农民，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占不占“主流”。根据当时的文学理论，创作不能够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应该写主流，不写支流，更不应该写末流；如果非要写支流、末流，也应该在明确让读者看见主流的前提下来写。这有时候会从算术的角度来加以理论，比如，作家写到十个人物，其中，主流的占了几个，支流、末流的占了几个，如果清点下来后者人数居然比前者多，就表明作者对生活的看法是非主流的。武养的“歪曲现实说”流露了这种意思。虽然在《“锻炼锻炼”》里，“小腿疼”、“吃不饱”在农业社成员中明显比较孤立，大多数农民并不采取她们的姿态；但是，武养的账却有另外一种算法，他是从“农村妇女”范围来算的，结果发现小说中写到和出现的“农村妇女形象”中，“小腿疼”、“吃不饱”有人数的优势。他就此认为小说对现实做出了“歪曲”的反映。

    而在第二个方面，武养之不满杨小四，认为这个形象给党在农村基层干部抹黑，其实有点道理。从情节本身来看，武养认为杨小四处理“小腿疼”、“吃不饱”问题的方式，是霸道的“威胁性方法”，是“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群众，未尝不可。不过，我们前面讲过，杨小四形象是作为一团和气的王聚海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意在肯定敢于斗争、大刀阔斧、雷厉果决。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做法和公开的原则之间有距离；但在客观现实上，杨小四与“小腿疼”、“吃不饱”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官民关系，前者对后者有管束、领导、统制和压服的权力，王聚海的“错误”不正在于他作为社主任对这层权力关系体现不够、表现软弱吗？所以尽管你可以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作为党在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够“亲切”，可是，跟坏人坏事、落后现象坚决做斗争并战而胜之，又确实是党要求他们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对此写得很清楚：王聚海虽然很有“亲和力”，却让与集体化道路离心离德的人和事得不到制止；于是才有杨小四反其道行之，并且取得显著效果。这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作家解决不了的问题，亦即：党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应该在革命伦理上是完善、极具感召力、为群众衷心爱戴的；另一方面又必须随时毫不手软、旗帜鲜明、强悍有力地开展各种斗争。最理想的情形似乎是，王聚海和杨小四形象中的某些因素能够同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如果彻底采取“理想化”方式来创作，这样的人物也可以“塑造”出来，就像后来“文革”中那种“十全十美”的艺术形象。但是，赵树理的认识还达不到这种高度；他还是现实中有什么就写什么，现实本身在王聚海和杨小四之间出现“两难”，他只好分别写了两种农村基层干部，然后根据政治立场，把倾向性放在杨小四这一边。

    总的来看，《“锻炼锻炼”》暴露的还是赵树理的老问题：擅长写旧式人物、落后人物，写得好，塑造“新人”不行。仔细分辨，武养指责他“歪曲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小说的描写“旧”强“新”弱造成的。“小腿疼”、“吃不饱”、王聚海写得活灵活现、细腻生动，杨小四等却单薄干瘪、扁平外在。这跟赵树理主观实际上完全矛盾，主观上他特别希望成功写好“新人”，可是偏偏做不到；原因其实不是他思想落后——思想上他很清楚“新人”、“英雄”概念是怎么回事——原因是生活，生活用以支撑“新人”、“英雄”塑造的资源远不如“旧人”或“普通人”丰富。而赵树理“不幸”